《损》《益》之易道寓心　　《帛书周易•要》之第四章，叙述孔子研易至《损》《益》卦，顿时感叹不已。告诫弟子说：“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天地之心，此谓《易》道。” 对此，《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子，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　　《说苑•敬慎》中亦有同样的传说：“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由此可见，《损》《益》之中包含着易道之深远。《损》卦兑下而艮上，其《彖》曰：“损，损下而益上，其道上行。”李光地有案语：“下能益上，则道上行矣。上能益下，则道大光矣。如此则道字方有意味，而于两卦诸爻之义亦合。”（《周易折中•卷十•彖传下》）《损•彖》中还有“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程氏易传》阐释为：“损刚益柔有时，刚为过，柔为不足，损益皆损刚益柔也。必顺时而行，不当时而损益之，则非也。或损或益，或盈或虚，唯随时而已，过者损之，不足者益之，亏者盈之，实者虚之，‘与时偕行’也。”其《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杨时曾有评论：“‘损’，德之修也。所当损者，唯‘忿’‘欲’而已。故九思始于视听貌言，终于忿思难，见得思义者，以此。”　　《易经•序卦》有言：“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程氏易传》云：“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继《损》也。”《益》卦巽上而震下，寓意雷风，含相益之象。其《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其《象》言：“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朱熹曾通过其注释来发挥其意义，“风雷之势，交相助益。迁善改过，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犹是也。” 益象所含风雷之势，可交相助益。对此李光地曾有“案”说：“雷者动阳气者也，故人心奋发而勇于善者如之；风者散阳气者也，故人心荡涤以消其恶者如之。”何楷亦有评论：“咸言速，心之德通于虚也。……恒言久，心之德凝于实也，不益不实，迁善改过，益之又益，充实而成其为恒。”（《周易折中•卷第十二•象下传》）　　在《益》卦之 中，有“心”字两用，其九五爻辞中有“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爻辞中有“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益卦震下而巽上，上九以阳爻居益之顶端，求益而不益得，故爻辞有莫益而或击之。于是，上九爻辞之“立心勿恒，凶”乃戒占者也。其易理含义为立心以恒。　　对于益之九五爻“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王弼曾有这样的解释：“（九五）得立履尊，为《益》之主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惠心者也，信以惠心，尽物之愿，固不待问而‘元吉’，以诚惠物，物亦应之，故曰‘有孚惠我德。’”（《周易折中•卷六•益》）《益》之九五《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程氏易传》中对此有这样的阐释：“人君有至诚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问之矣’，天下至诚怀吾德以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可见，这“惠”出于“心”，不言自明；“德”生于“心”，由此可推。　　《易经•系辞》中，仍以“子曰”为标题，注解“益之立心恒”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易经•系辞下》）如其所启示，君子立心以恒，若然使内心自性体现天地万物之情，然后始可安身处世，顺应天心，遵循易道，持之以恒。　　益下则固其本　　“上”与“下”、“损”与“益”，这种双边活动乃是在国家社稷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的。为上者不体恤民瘼，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天下立马就要大乱。这就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由此可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损下益上也罢，损上益下也罢，不管表面上直接受损的是谁，但是在国家社稷这个统一体之内，受损者最终还是能够有所得益。这就是上下、损益之间最突出最根本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益人终能自益　　益民则民悦，民悦国无疆。清初统治者明白此理，轻徭薄赋，奠定了大清的盛世之基。　　清初，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形势十分严峻地摆在清统治者的面前。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人民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进一步竭泽而鱼，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不仅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因为广大农民己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不可能承受明末统治者那样大的剥削量。清统治者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认识到“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之心自消”，因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对当时的清统治者来说，是巩固政权的惟一途径。　　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七月开始，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二年或三年不等。自顺治元年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并规定，赋税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为了确定征收赋税的依据，避免地方官任意加增，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完成。从该书规定的数额看，清朝对农民的赋税征收要比明朝明显减轻。为了使农民自己知道所交钱粮的数目，以防胥吏从中舞弊，清政府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颁刻“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果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此外，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从而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安定人民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康熙以后，全国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长，均与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推行，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益人必然使人悦服。不但治国如此，对于个人而言，如果能诚心诚意，益于他人，也必然能得到他人诚心诚意的回报。‍简单的说就是减法与加法。根据朱熹的研究，易经《下经》三十四卦，讲的是人道。其核心卦是损卦与益卦，“无损无益非易也”。（朱熹：《周易本义》）。《易经》的第一原理和根本法则是变的哲学。 如何变？有损有益是谓变。损者，减也；益者，加也。损益卦启示人们的是得中之道和盛衰之道。 对损卦和益卦，孔子指出它是揭示的兴衰之理。《杂卦》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淮南子》说读《易》至损益，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怎样求盛而不衰？首先要自损，“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孔子）损卦《象》曰：“山下有泽（指损卦卦象，兑下艮上），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自损的根本是清心寡欲。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自损者益的原则。自损者益，即自减是加，而且是倍加。 其次是“损以远害，益以兴利”（《系辞下》），意思是减少损害，增加利益。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利益最大化原则。 再次是“挹而损之”。这是孔子推荐的“持满之道”，也就是不衰之道。一个主体（不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通过加减求势兴盛起来以后，就要防止满势带来倾覆。 满势，是最大化优势，是兴盛到了极点。这时候，就要从满势中舀一点出去。挹，意即舀出。这里谈的是不到顶点的原则。 通过加减，争取优势，使自己的力量和事业兴旺发达，使求功者得功，求名者得名，求胜者得胜，求利者得利，求权者得权。这是制胜之道。 通过加减，防止过与不及，防止盛极而衰，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完美的“黄金中道”，也是安全持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