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谜题。 《周易》三圣说的人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 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这是定论。只是他们把传说中的伏羲剔除了。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孔说与非孔说。持这一说法的人，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他人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 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根据《周礼》记载，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汉武帝时，政府曾设置以调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 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近代以来，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更是一锤定音：“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奋起反击，他精心考据，层层批驳，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周易》的思想观念来争论《周易》作者。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苏渊雷教授则认为，冯先生的论说，就事论事，综观两部著作就不难看出《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非孔说的学者仍不同意孔说学者的意见。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周易》的作者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有定论。研究它的作者将会对易学的研究带来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企盼有志于此的学者专家，通过深入的研究探讨，解谜定案。文王居而演周易周文王 姬昌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现在我们说到“易”，通常指的都是周易。其实易学从伏羲开创之后已 经发展了很多年，在周易之前有“连山易”和“归藏易”，连山易从坎卦开始，归藏易从坤卦起篇，不过都已失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气势恢宏“大哉乾元”地从乾卦立文的周易。 　　身为“西歧姬周族自治领”的Lord，文王姬昌曾作为政治异见分子被软禁在首都郊外的一个招待所。闲来无事也没有电视看，没有Chat、OICQ ，文王就重新编排演算易经打发日子。说伏羲时曾讲到根据当时生活中最主要的几个因素而确立的八卦（那时的生活真是简单，八个就够了，不象现在，或许还要加上上证指数、深证指数之类），易学整合了这八种因素推演构造出世事百象的变动机理。文王对新编的易经中的卦词进行了再次赋值，内容大多取材于当时的政治、民生、气候、地理，其中还有一些也许是他的个人感 受，比如“咸”卦很可能是有感于某次的小腿抽筋，而且，估计姬老先生有口腔疾病，“噬嗑”、“颐”等好几卦都和口腔有关，不是吃东西嗑了牙，就是咬到牙疼也没咬动肉筋，要么就是托着病牙看着别人大嚼美味眼馋。碰到这种往往会让我们想到牙医的情况，文王却立刻联系到了天地阴阳的变易之道。 　　同样大系综的宇宙观，《内经》的理论模式是综合，把各种因素联系到确定对象的变化过程，而易学基本理论的模式是分析，力求揭示出阴消阳长的过程和阴阳融合的状态在宇宙万物中的同一性，至于易学的运用，和内经相似，通过找出各种因素确定所处状态（易象），再根据状态中各因素的相互关系（易数），明确事物变化的轨迹以及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应对。因此，在周文王其时，所谓“卜卦”，并不象后世那些“半仙”们做的那么鬼鬼祟祟，无非是一种寻找影响当前事件因素的过程，从这点看，宋朝邵康节的“梅花易术”倒是颇合原意。商周时代的“问鬼神”并不是指算卦，而是把乌龟壳在火上烤，然后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中国人对乌龟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崇敬它的长寿，学着它做“龟息”，另一方面又居心险恶地以它的牺牲预知未来，最后，还要拿它的名字来骂人。 　　一本《周易》把易学研究者分成“象数”和“义理”两大阵营，分别发展出了易学运用的边缘学科。应该说，如果这本书不是周文王的秘书代写的话，文王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确是很伟大的。可惜，姬大师的后代并没有继承家学，武王虽然成就了改朝之业，可是除了屠戮纣王的焦尸就没什么创造性工作，烽火戏诸侯博美人一笑却因此亡国的幽王，就更调皮捣蛋得不像样了。